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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这样的研究仍属于规范研究而非实证研究。

没有审判组织和法官的独立审判，就没有法院的独立审判。这显然不是审判独立的理想状态。

这项改革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确保独任法官、合议庭及其成员依法公正、独立行使审判职权，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包括： 一是将院庭长编入合议庭直接办案《走向权利的时代》篇目及各位作者 从这种期待里, 又可以看出他们自土地改革以来经历了翻身做主人的狂喜与失落之后，正在重新萌发的对公共权力的权利意识。可以说, 中国最重要的公民权利, 当是乡民的权利。我们知道, 至少从本世纪初以来, 中国人就开始告别传统社会, 并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现代的制度。作者在农家访谈 在访谈中, 我感觉到, 即便是住进了瓦房、吃上了细粮的农人, 一谈起他们与政府的关系, 也往往一脸茫然。

农村 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 而且是一个政治概念。感谢有关人士提供图片资料。这个价值就是原则一贯性(integrity)，它是与公平、正义和程序正当并列的第四种政治道德(political morality)。

其中，法实证主义者一般认为，法理学是一套价值中立的描述性理论。必须注意，在这个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将会呈现出来：要想保持它的法律理论的色彩，就必须同时思考法律是什么或者法律的性质的问题，因此答案1的重要性同时出现：答案2所指明的方向，必然同时蕴含着答案1的存在。进而，诠释主义之法律理论的性质，也将全面丧失。第二，如果排除了具体的符合，那么符合这变成了一个不必要的条件，因为抽象的符合看起来太容易被满足，以至于很难被叫做一个条件。

所以，自然法在这里只是修饰词，它的准确意思是既不太差，也不太好。一旦能够说清楚这个价值，那么它就同非理想价值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结合起来，而这个结合的分量可能不次于理想价值的分量。

不过，由于法律的性质是什么与特定法律问题背后的一般性主张是什么仍然可以明确区分开来，所以理论家经常将答案1叫做法哲学(legal philosophy)，而将答案2叫做法理论(legal theory)②，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关于法理学(jurisprudence)的完整图画。但是以一般法为研究对象的法理学，一般法本身显然是个抽象的对象，那么这个抽象的对象是否为事实？如果不是，那么法理学所供给的看法凭什么还是可靠的呢？法理学是知识吗？这个问题，是摆在所有法理学者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首要困难，如果不能发展出一套可靠的方法论，法理学要么就是空谈，要么只是研究者的个人看法而已。另一方面，法律的重要性来自自身存在这个事实(内在价值)[25]，而非来自其他的价值，否则法律的存在本身是不拥有价值的。原因在于：无论是太好还是太差，都会造成研究结果的偏差。

那么，法理学可以直接运用这样的标准吗？这有困难，主要是在一开始就否认了法律的自然事实的性质，而条件1中的真显然是跟自然事实一致的意思，这就导致法理学不太容易直接按照这个方式来展开。2)它们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什么，例如头戴王字的猫科动物是老虎或者有某种独特DNA的生物是老虎。用德沃金的方式来说，最简单的反对理由是：由于必须承认法律所拥有的规范性(normativity)的性质，而且像自由、正义这样的规范性概念不取决于事实性标准，因此法律不可能像老虎一样拥有DNA。[18]同理，法律是重要的与法律是(道德上)好的就成为不同类型的评价，并且如果法律功能或目标就等于在强调法律是重要的，那么它就是非道德评价的间接评价，于是描述主义价值中立的要求就在较弱的意义上实现了。

(12)X是好的与X是重要的显然是不同类型的评价，否则就会导致由重要推导出(道德上)好的错误结果。至少，有一个结论应该是清楚的：由于在理解法律的存在和内容时，形式法治这个价值会成为其中的核心要素之一。

一、法理学的任务：这为什么是个难题 无疑，法理学是法学领域中最具有争议性的学科，甚至就在法理学的学科基本任务这一点上，也会存在着非常实质的争论。这将是接下来的主要批评思路。

用复杂的方式来说，这个主张会遭遇后设伦理学(metaethics)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 fallacy)的挑战。显然，答案1是关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答案2是关于法理学的理论性质。第三，虽然刚才的看法获得了普遍的接受，但是答案1的重要性仍然值得额外强调。(14)《法律帝国》这本书最后一节的名字，就叫做尾声：法律是什么(Epilogue：What is Law)。它主要是表现为Dickson所主张的简明(simplicity)、完备(comprehensive)、清晰(clarity)，或者Leiter所主张的证据充分、简明、说明上的一致等等。[7]343-351此外，一个补充性的、较弱的反对理由是：法律作为一种人造物(artifact)，在性质上非常有可能不同于自然事物。

(16)德沃金在很多地方说过法理论是政治理论的组成部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理论就等于政治理论。然而，问题也正出在这里：法律的功能或目标是个事实吗？它显然不是自然事实，否则就会得出一个已经被抛弃的主张：法律是自然事实。

因此，德沃金会接受我刚才所有的讨论，但是在法律的存在的价值上跟我的看法矛盾：我认为是形式法治这个价值，他认为是原则一贯性这个价值。程序法治以及它为什么是关于法律是什么的争论，参见Waldron J.The rule of law and the important of procedure.In Fleming J E(ed.)Getting to the Rule of Law.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1:19. (21)正因为选择的范本不能太差，所以哈特才会提出最低限度的自然法，但请注意，虽然这个名词看起来是关系自然法的，但它只意味着不太差，而不是最好，所以这仍然是关于法律实际是什么的讨论，而不是像传统自然法论者一样关心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问题。

此时，一个非常直观的看法就会出现：通过比较理想价值与非理想价值的分量，无论最终的结论是哪个获胜，具体符合这个条件就都获得了肯定。上述讨论依照的是这样的推理过程：第一，只有将法律视为一种事实，法学才有可能获得知识的属性。

这种做法会将所有关于婚姻价值的讨论全部带入关于《婚姻法》的讨论中，并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价值还会产生实践效果——决定着《婚姻法》的要求实际是什么(而非应当是什么)。例如法可以被化约为水去和廌这三个部分，于是法的含义就由这三个部分的含义来决定。例如，你在研究人的时候，(肢体或智力上的)残障者和道德上的坏人就不是合适的研究对象，由此带来的结论是不可靠的。但是，描述主义的问题也在于此，它忽视了这个事实的存在本身就要求尊重这个(内在价值的)价值性部分。

2)法理学是关于法律的一般理论。尽管这个看法还是不符合男女双方夫妻之类的表述，但该价值的意义也正是发生在这里，它使得婚姻的实践由此发生改变，所以这是真正敏感于价值的实践。

否则，其他法学学科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因为它们也同样是关于法律的理论讨论。其四，由于价值判断可能就是个人的价值偏好，从而导致诠释主义失去知识的属性，于是德沃金设定了符合和最佳证立这两个条件。

其二，方法论问题，分别与社会事实和规范事实匹配的方法论是什么。⑤在这个方向上，最体系化的努力是Leiter B.Naturalizing Jurisprudence:Essays on Ameriaan Realism and Naturalism in Legal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⑥为行文简洁，其后我将以法律事实来指代法律的存在和内容，因此文中的法律事实，并不是裁判事实的意思。

(11)很好理解，这些性质虽然也是值得追求的某种价值，但是它们显然不具备道德属性，所以不是道德价值，法律作为社会事实的主张就会成立。它唯一的意义就在于，只允许政治道德而不是私人道德，被纳入对法律实践的理解当中，因为法律是一种公共性的事物。在类型上，通常可以将评价区分为道德评价或者直接评价与间接评价或者非道德评价。赘言之，答案1提供的是关于一般法的一般性理论，因为关于一般法的理论本身，就是适用于所有法律的一般性理论，否则就称不上是针对一般法的研究了。

Dworkin R.Law's 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410. (15)请注意具体的符合与前面第一种看法之间的区别：前者将法律实践视为诠释性的，而后者并不如此来看待法律实践。另一方面，只有呈现出该实践之最佳面的那个价值，才是正确的或真的。

所以，研究者必须小心翼翼地去寻找讨论的坚实基础，否则那个看法就会或多或少变得独断。[9]171 简单说，以上诸位都是通过先确定法律的功能或目标，然后再去讨论自己的理论如何跟这个功能或目标更好地匹配，而他人的理论因为匹配的不那么好或者根本就不匹配，来获得优势地位或者干脆主张他人的理论是错误的。

请注意这里的表达，描述性理论并不等于对同法律有关的事实性因素的总结和归纳：这里所谓的描述，精确来说，就是价值中立(value-free)的意思，它的对立含义是价值负担(value-laden)，因此这必然与法律的经验研究(empirical legal research)存在性质上的不同。前者例如，助人为乐是(道德上)好的。